台灣原住民族語聖經翻譯的歷程與意義 - 李台元

前言:道成肉身
《阿美語聖經》的譯經人員星‧ 歐拉姆牧師曾經指出:許多哲學概念是傳統族語無法對應表達的,聖經翻譯在阿美語的構詞方面於是產生「創新」的發展。例如,約翰福音書提到主耶穌「道成肉身」,翻譯成阿美族語,即是「話變成了人」(mala-tamdaw-to kosowal)。……對阿美族而言,如此的構詞雖然聽起來可能有些不習慣,但因沒有更適宜的詞藻,在經過說明之後,族人便可理解1。上帝以肉身的形式降世為人,變成耶穌,現身諸民族當中,當然也會用不同的語言來說話,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聖經翻譯,便是為了體現這樣的恩典與真理。

根據世界聯合聖經公會(UBS)2011 年的統計2,《聖經》在全球已有2,538 種語言譯本,其中475 種語言已出現舊約新約全譯本,而全亞洲有618 種語言譯本,其中有40 種語言具備新舊約全譯本。台灣聖經公會資助的聖經翻譯計畫共計10 語,原住民族語占了8 語,其中7 語已經問世。

多語交響:族語聖經版本概況
族語聖經譯本文獻相當豐富,根據本文的調查與整理,共計有100 冊。這些譯本包括已出版的與未出版的,有些譯本現已散佚,有些譯本流傳不廣,有些譯本迄今仍相當通行。
首先,這些譯本從民族語言的角度而言,目前原住民族14 族當中,有10 族已出現聖經譯本(含僅部分經卷譯本),包括布農族、雅美族3、泰雅族、太魯閣族、阿美族、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鄒族、賽德克族。其餘4 族(邵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賽夏族)迄今尚未有聖經譯本4。
從各族族語譯本的數量來分析,詳見表1。
表1:各族族語聖經譯本的數量5
由表1 可知,10 族族語聖經譯本當中,以阿美語最多(27 冊),布農語次之(14 冊)。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族語聖詩的編譯,較族語聖經為早,例如:泰雅語、排灣語、魯凱語、卑南語。聖詩的編譯可能較容易著手,也較易於推廣,例如,1953 年在台東阿美族部落宣教的駱先春牧在翻譯阿美語聖經之前,即先進行阿美語聖詩的編譯工作6。

其次,上述譯本可以分為3 類:聖經、彌撒經文、聖詩。族語聖經及聖詩的翻譯是以基督教為主,天主教翻譯的彌撒經本或聖歌本,亦留下不少書面文獻。

從西方聖經翻譯史的角度來看,1960 年以前,天主教很少參與聖經翻譯,當時的羅馬天主教偏重使用《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ulgate),直到1965 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稱梵二)結束之後,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從那時起,天主教開始大規模地從事聖經翻譯,絕大部分是跟聖經公會共同合作7。

台灣原住民族的情況亦相當接近,早在1965 年,台東縣長濱鄉宜灣天主堂編印了天主教在台開教以來第一本《阿美語聖歌本》(共60 首)。
然而,台灣天主教的聖經與聖歌翻譯大多是神父獨力完成,鮮少與聖經公會合作。

目前較為通行的聖經譯本,大多是由台灣聖經公會出版及推廣的版本。從台灣聖經公會的「聖經翻譯計畫」8 裡,可以瞭解各聖經譯本的出版概況,如表2。
表2:台灣聖經公會出版的族語聖經譯本

由表2 可見,由台灣聖經公會資助的翻譯計畫,共計10 項,原住民族語占了8 項,其中已經出版的族語聖經共有7 項,鄒語聖經(新約)原
訂於2012 年出版,因審查之故延至2013 年9。
不在上述翻譯規劃當中的卑南語,已於2005 年,由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資助出版〈馬可福音〉試讀本,天主教也於2009 年出版《卑南語(石生系)四福音宗徒大事錄Vati za Demaway》。另外,賽德克語則於2003 年出版《賽德克語系彌撒經文Kari Sejiq Dumahur Utuxbaraw》10。

就聖經本身的翻譯篇幅而言,可以分為4 類,包括單篇、新約全書、新約和短舊約合訂本11、舊約新約全譯本,各種篇幅的譯本數量,詳見表3。

表3:族語聖經譯本4 種篇幅的數量

由表3 可知,目前已出現「全譯本」的族語,僅有2 種:阿美語和太魯閣語;已出版新約和短舊約合訂本的族語有5 種;已完成新約全書的族語有7 種。此外,目前正在進行或即將進行「全譯本」翻譯的族語計有3 種:排灣語、魯凱語、布農語,均在過去的翻譯基礎之上進行增訂修補。

篳路藍縷:50 年來的翻譯歷程
族語聖經翻譯是各族50 年來長期努力的成果。整體而言,各族聖經的翻譯過程,大致可區分為3 個階段,(1)外國宣教士的帶領;(2)政府的干預與查禁;(3)本族譯經員的培養。
(一)外國宣教士的帶領
戰後,透過許多外國宣教士的開拓與耕耘,基督宗教逐漸深入原住民族的生活。然而,由於外國宣教士在開拓初期對於各族族語的認識有限,通常需要本族人員擔任教學或協助翻譯的角色。在此一階段,長老教會的重要推手是孫雅各牧師(Rev. James Dickson)。受加拿大長老會宣道會差派來台的美國宣教師孫雅各牧師,對於原住民族的宣教影響甚鉅,被譽為「山地傳教者的總司令」。受其影響而開拓布農族教會的胡文池牧師(1910-2010)回憶道:
1947 年夏天,傳教師總會在淡水召開時,孫牧師叫我到他的家,在他的辦公桌上展開一大張台灣地圖,說出他對台灣山地傳教的抱負。他要我負責向布農族開拓傳教,前往東部的關山。所以我和家族就從大甲搬到東部關山,工作25 年直到退休為止。依照孫牧師的指示,我開始學習布農話、創作字母、翻譯聖歌集及聖經。……孫牧師雖然身為神學院長,心卻不能忘卻山地傳教。他時常抽空到山地佈道,又請數位外國宣教師來台灣為山地工作,特別對各大族,各派1 名為他們翻譯聖歌集及聖經。12

這裡所提到的「大族」,是指泰雅族、太魯閣族、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等5 個族。受到孫雅各牧師的邀請而來台從事聖經翻譯工作13 的宣教士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穆克禮牧師(1953 年來台,負責泰雅語)、美國浸信會的柯饒富宣教師(1954 年來台,負責太魯閣語);另外,英國長老教會的懷約翰牧師(Rev. John Whitehorn)14 也於1951 來台負責文字事工,透過翻譯聖詩與聖經來協助排灣族教會;駱先春和胡文池兩位長老教會的平地人牧師亦受到孫雅各牧師鼓勵而前往原住民地區拓荒。基督教協同會宣教士葉德華15(1952 年來台)和方敏英16(1959 年來台),對於阿美語的聖經翻譯也不遺餘力。

台灣聖經公會則於1985 年促成「世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院(SIL)」與長老教會合作翻譯雅美語聖經, 成員包括美國宣教士羅雅菁(Miss Ginny LARSON)、加拿大宣教士湯思玫(Miss RosemaryTHOMASON)17 等。

外國宣教士在這個階段的貢獻,即是族語羅馬字的創制。各族的聖經翻譯在1953 年起有大規模的討論,是由台灣聖經公會發起。1953 年7月29 日,台灣聖經公會在台北舉行「原住民族語聖經翻譯員會議」,商討原住民族語聖經翻譯事宜。當時出席的有柯饒富牧師、懷約翰牧師、葉德華牧師、胡文池牧師、駱先春牧師、賴炳烔牧師。這個會議一直舉辦至1962 年為止,持續10 年。對於各族翻譯工作的協調與族語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影響。例如:族語羅馬字書寫符號的擬訂,即是根據1953 年第一屆會議的討論議題。18 各族族語注音字書寫符號的制訂與採用,亦是根據1957 年的族語聖經翻譯員會議的討論結果。19

綜觀當時世界局勢,19 世紀初到20 世紀70 年代,大多數從事《聖經》翻譯的人都是外來宣教士,他們到達宣教地區後學習了當地語言。雖然這些宣教士通常會請講當地語言的族人提供語料,但實際的翻譯工作還是由宣教士來完成。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在歐美的大學接受過一流的古典文學教育,包括學習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他們經常對工作地區的語言與文化做詳盡的研究,為沒有文字傳統的語種制定書寫文字,開設識字班,又將當地民族的口傳文學和歷史記載下來,並編寫詞書和語法書。20 同樣地,外國宣教士早期在台灣的聖經翻譯過程中,扮演領導和統籌的角色,為族語的文字化與書面化帶來許多助益。

(二)政府的干預與查禁
政府對於族語聖經翻譯的壓制,與國語政策的強力推行有關。從1946 年「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設立21 開始算起,此後40 年間,國民黨政府推行語言同化政策,隨著歷史演進而推動的政令措施有:1946 年國語推行委員會頒布「國語運動六大綱領」;1956 年以後省政府教育廳下達各級學校禁止講方言的訓令;1964 年省政府通令機關學校在辦公時間必須一律使用國語;1959 年,省教育廳的國語推行委員會宣告廢止22,但各縣市仍設有「國語推行委員會」;1970 年因實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公布「加強推行國語辦法」;1973 年公布「台灣省各縣山地鄉國語推行辦法」;1974 年公布「台灣省各縣市加強國語教育改進要點」;1980 年復設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獨尊國語政策」在經過40 年的雷厲風行之後,成效顯著,普及「國語」獲得極大的成功,其他本土語言面臨滅絕的危機。23

在聖經翻譯的過程當中,政府的干預包括兩個面向:(1)各族族語注音字母的制訂;(2)族語聖經及聖詩的查禁。在族語注音字母的制訂方面,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朱兆祥扮演重要的推手。早在1952 年,任職於國語日報的朱兆祥,便「建議」排灣語聖經,改採注音符號,並協助將注音字當中缺乏的排灣語語音,改由變體注音符號替代24。在族語聖經及聖詩的查禁方面,政府執行的相關措施包括:1955 年,下令禁止教會使用羅馬字;1957 年,省教育廳通令各縣市取締白話字聖經,禁止以台灣本土語言傳教;1969 年,地方教會的聖經及聖詩陸續遭到沒收;1984 年,教育部函請內政部禁止山地教會使用羅馬字傳教,並禁止族語文字的書刊及聖經等。25

其實,早在1952 年,布農語〈馬太福音〉(羅馬字版,香港聖經公會)出版之時,警員便經常干涉,有些地方甚至沒收此書。值得注意的是,族語聖經受到嚴格查禁的時間,並非在白色恐怖時期的1950 年代,而是在台灣「退出聯合國」的1970 年代26。例如,阿美語新約聖經和布農語新約聖經分別在1972 年和1973 年相繼出版,泰雅語新約聖經也於1974 年出版。然而,出版之後仍不得安寧,例如,1974 年,台中縣和平鄉博愛長老教會(泰雅族)在主日禮拜進行時,警方進入教堂強行帶走泰雅語聖經與聖詩;1975 年1 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沒收聖經公會新譯的台語羅馬字聖經2,200 本等事件。對於羅馬字聖經的禁用,直到1980 年代晚期,才逐漸得以開放。27

(三)本族譯經員的培養
本族譯經員可分為兩類:(1)協助外國宣教師翻譯聖經的傳道者;(2)由教會指派或聖經公會聘任,負責本族族語聖經翻譯的傳道者。
第一類,大致出現於1950 至1980 年,早期外國宣教師為了翻譯聖經及聖詩,經常尋求本族牧者及信徒的協助。例如:顏明福(阿美)、張天成(阿美)、張正義(阿美)、宋正清(阿美)、顏武德(阿美)、林茂德(阿美)、曾枝量(阿美)、陳忠輝(泰雅)、林明福(泰雅)、陳光松(泰雅)、李守信(太魯閣)、葉盛編(排灣)。這些本族譯經員往往身兼數職,為後輩留下許多典範。
第二類,大致出現於1980 年以後,本族族語人才相繼出現,包括牧師及傳道師。例如:星‧ 歐拉姆(阿美)、鍾思錦(魯凱)、賴阿忠(魯凱)、酋卡爾(排灣)、林春輝(泰雅)、顏明仁(布農)、田信德(太魯閣)、吳文章(太魯閣)、葉保進(太魯閣)、金清山(太魯閣)、王榮基(雅美)、張海嶼(雅美)、汪幸時(鄒)、張阿信(卑南)、吳賢明(卑南)等,均為教會培養並與聖經公會合作的譯經人才。雖然本族譯經員的專業能力有限,但在族語能力方面可謂一時之選。阿美族星‧ 歐拉姆牧師表示:
目前原住民語聖經翻譯工作,主導者都是自己族群的人。坦白說,原住民的聖經翻譯,人才不夠,所遇到的困難包括專業能力不足、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待加強,又面對經費缺乏等等。翻譯聖經的人員,不但需要看懂中英文(如學過聖經古典語文更好),自己的族群母語的能力也要有一定的水準。28

原住民族的本族譯經員也為日後的族語認證和族語教材編輯奠下良好的基礎。1990 年代以後,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教會對族語的維護不遺餘力,尤其是長老教會總會設立的「原住民宣教委員會」29,大力提倡「語言死,民族亡」、「母語是族群的身分證」等口號,展開原住民族語言復振運動。30 當前原住民族語教育的推動,教會人員因而成為有力的支援師資與專家,尤其在族語認證考試命題與及族語教材編纂的相關工作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語言規劃和語言發展:聖經翻譯的貢獻翻譯活動往往涉及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尤其當民族面對新概念與新事物,就需要對民族語言的本體進行處理。語言規劃是對現有的語言形式尤其是創新形式做出判斷和選擇,以確立語言規範,語言規劃的對象是書面形式的正式文體,因為書面文字具有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傳遞與溝通功能。原住民族語聖經的翻譯可以視為是對於原住民族本身對於族語的語言規劃。
各族族語對於新概念的處理,包括譯入語的詞彙為固有詞彙抑或外來語詞彙,詞義是否產生變化,譯入語的族語句法是否維持傳統句法等議題,便涉及語言規劃,在聖經譯本裡可以找到許多例證。族語詞彙對於新概念的表達,可歸納出3 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是運用本族固有詞彙來直譯,第二類是借用外來語音譯,第三類則是利用本族相近的概念,創造新詞彙,或是藉由新的構詞形式來表達。

各族聖經對於外來語詞彙,具有不同的接受程度。整體而言,太魯閣語、布農語的接受程度較低,傾向使用固有詞彙;魯凱語、排灣語、泰雅語、卑南語的接受程度較高,傾向使用外來語詞彙。從各族族語聖經對於新詞彙的翻譯(以動物及植物詞彙為例),或可看出大致的情況,如表4。

表4:各族族語聖經的外來語詞彙

面對本族傳統生活當中缺乏的概念,各族族語詞彙都必須有所取捨,不論是採用新創詞彙或是固有詞彙,對於原住民族語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做法。在英語聖經《欽定譯本》翻譯的過程裡,也曾經出現「新創詞彙」和「固有(古典)詞彙」的探討:該用現有的英語詞根創造新詞?或是把古典語言當作新詞彙的來源?最後的結果是,英語對於外來語詞彙廣泛吸收,或是對固有盎格魯薩克遜詞彙的承襲,使得英語成為和諧而複雜的的混合型語言。英語《欽定譯本》所使用的英語,雖然出現了若干外來語詞彙(拉丁語或希臘語),卻避免了新創詞常帶來的生硬感,而且與上下文搭配起來也不致於突兀,這是「規範化」的英語在聖經譯本中的提煉。32
原住民族語的發展,與族語文字化及書面化是緊密結合的。聖經翻譯和語言發展也經常並駕齊驅,從語言調查、制訂語言書寫規範的譯經前置作業,一直到與經文應用相關的識字讀本的編寫、識字教育、語法書及詞書的整理、書面文學創作等,均是語言發展的重要環節。

過去語言學界僅關注於口語的採集與記錄,族語聖經翻譯的活動,不但反映出口語運用的實況,同時也在字斟句酌當中展現書面語的活力。從共時的角度來看,族語聖經譯本的內容,可以反映族語的當代口語現象,這些語料比諸過去的口傳文獻,是相對穩定的,跨族而言,也是珍貴而豐富的對比語言學材料;從歷時的角度來看,語言本身會隨著時代演進而變化,但書面語的《聖經》卻保存著早期的語料,早期《台語聖經》譯本使用的詞彙便透過傳道者的講道、聖經及聖詩的使用,直接影響了教會人士的日常用語甚至文學作品。33 因此,透過聖經翻譯活動,我們不難發現,口語和書面語並非彼此對立的,而是相互輝映的兩種溝通形式,而這兩種形式的演進,即是民族語言發展的表徵。

原住民族語的「書面語」的塑造,與歐洲各民族書面語的形成,或許可以相比擬。一種地方語言可以因文學的影響而做為民族共通語的基礎,進而發展為正式的民族共通語,例如托斯坎尼語(Tuskany)之所以成為義大利民族共通語的基礎,就是與但丁(Dante)、薄伽丘(Boccacio)等人使用這種地方語言寫作有關。34 衡諸西方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及書面語創作對於其語言本身的淬練,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聖經翻譯,時間相當短促,或謂不可同日而語,但其付出的努力,卻是將500 年的工作濃縮在50 年裡來進行。在口語逐漸式微的當代,族語聖經的書面語內容逆勢發展,廣泛見於教會信徒的生活之中,例如,許多原住民教會的週報當中,也開始出現族語書面化的雙語並列應用。因此,族語聖經的翻譯對於原住民族書面語言的活力帶來了莫大的助益。

族語聖經翻譯的目的本來只是為了宣教,但是翻譯的活動卻非預期地形成族語討論的場域,這樣的討論帶動了原住民族的語言規劃,族語如何面對新概念的挑戰,即是當代族語生存與發展的關鍵。族語聖經翻譯的過程中,譯經員努力將尚未有書面語的語言,打造為適應現代社會的書面語,同時擴大語言的使用範疇,使得民族語言得以呈現在書寫及創作上,提煉族語的「質」與「量」。

結語:上帝使萬事都有益處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發展,得力於基督宗教的傳播和聖經的翻譯。族語聖經翻譯工作不但對於族語文字的使用影響甚鉅,同時也豐富了原住民族語言的內涵。

〈羅馬書〉第8 章28 節的經文,《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的翻譯是「我們知道,上帝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處。」,在該譯本的註釋提到:或譯「上帝與愛他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一同工作,使萬事都有益處。」對照原文,後者的翻譯可能較易理解,意即,無論在怎樣的際遇中,上帝都與人同在,和人一起做工,為要成就他的旨意中美善的事35。使用具有悠久書面語傳統的主流語言來翻譯聖經猶有困難,以書面語正在建構的族語來翻譯聖經更非易事,尤其在民族語言人才難覓和民族語言瀕危的今日,更顯出弱勢語言展翅上騰的可貴。

翻閱族語聖經譯本,便能看見今日原住民族的語言活力。近10 年來,各族開始努力運用以教會版本為基礎的羅馬字來編寫族語認證試題、族語教材、族語詞典、族語語法書、甚至從事族語文學創作,在在顯現上帝的話(word)成了肉身(carnis),也造就了多元的族體(ethnos),聖經翻譯的確為族語的傳承與創新帶來相當大的益處。聖經翻譯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長期的修訂,因著各族語言的持續發展與茁壯,台灣原住民族語聖經譯本隨之推陳出新,值得拭目以待。



台灣原住民族語聖經翻譯的歷程與意義 - 李台元

註.
1星‧ 歐拉姆〈阿美語聖經與我〉,台灣聖經公會(編)《聖經季刊》(2003)卷8:期1。
2 參考世界聯合聖經公會網站:http://www.unitedbiblesocieties.org/(2011 年12 月31 日統計資料)。
3 亦有本族人認為應稱為「達悟族」(Tao)。基督長老教會的行政組織使用「達悟區會」,聖經名稱則使用《雅美語新約聖經》。本論文內容除了原著名稱或引述原文之外,一致以行政院原民會公告的族名「雅美族」及「雅美語」稱之。
4 噶瑪蘭語目前僅有1 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的《Sazai no Kebalan 噶瑪蘭詩歌集》2011,譯者為偕玉蘭與陳春花)以及數首天主教聖歌(譯者為潘金榮),撒奇萊雅語僅有單篇「主禱文」的翻譯(2008,譯者為楊富男與徐阿生),故未計入。
5 依據該族聖經或聖詩的翻譯工作起始時間先後排序。
6 酋卡爾(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頁116。7STINE Philip C.(著);黃錫木(編譯)《文以載道—奈達對聖經翻譯的貢獻》(香港:道風書社,2007),頁43。
8 根據台灣聖經公會的資料(2011 年12 月29 日)。感謝台灣聖經公會總幹事蔡鈴真牧師與出版部主任徐淑貞女士協助提供。
9 根據汪幸時傳道師提供的資料(2012 年3 月9 日)。
10 南投的西雅子納霧(高德明)牧師2012 年年底也將自行出版《賽德克語聖經》(聯合報,2012 年10 月29 日)。
11「短舊約」是指舊約聖經的部分經卷,又稱為「選摘本」。
12 胡文池《憶往事看神能》(台南:人光出版社,1997),頁227-232。
13 另外,美國的門諾會也於1948 年應當時擔任長老教會總會山地傳道部長的孫雅各牧師的邀請,開始到台灣山地從事醫療和救濟原住民的工作。
14 懷約翰牧師為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曾代理玉山神學院院長,現返居英國。
15 葉德華牧師是美國籍挪威人,1924 年生於中國山西。父親葉永青(Peter Torjesen)為中國內地會宣教士,1918 年派駐在山西河曲診所服事(1939 年中日戰爭時遭軍機炸死,1988 年被河曲縣政府追認為烈士)。葉德華夫婦於1948年從美國到中國,準備到內蒙古臨河附近宣教,先在香港重譯《蒙古語聖經》(1948-52),以完成父親遺願。1952 年,他們跟著一些蒙古人遷到台灣屏東。1955 年,定居台東縣成功鎮的新港,從事阿美語聖經翻譯工作。參考《心版——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半年刊》編輯組〈三代華夏情——從葉永清到葉福禮〉,期14(2011 年6 月),網址:http://cm.cbcgb.org/thePulse/?p=30。
16 1965 年葉德華牧師因職務繁忙辭去阿美語聖經翻譯工作,改由宣教士方敏英(Miss Virginia A. Fey)接任。方敏英(1934-1993)在接任之前,曾向2位阿美族(’Oseng 陳信蘭、Apong 周月娥)學習阿美語1 年,1966 年赴泰國接受短期的聖經翻譯訓練。她也主編《阿美語字典》(1986)及《阿美語族文化》(1993)。1993 年在台灣車禍重傷,返美休養,同年年底過世。
17 曾擔任菲律賓巴丹語聖經的翻譯工作,現居中國。
18 目前僅知葉德華牧師於該次會議(1953 年7 月29 日)制訂出阿美語羅馬字拼寫方案(以中部阿美語為主軸)。參考吳明義〈阿美語復原說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二卷 [ 阿美族‧ 卑南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頁ix。
19 台灣聖經公會「原住民族語聖經譯經員會議」記錄(1957 年3 月22 日)。林昌華牧師提供。
20 STINE Philip C.(著);黃錫木(編譯)《文以載道》(香港:道風書社,2007),頁30-31。
21 原直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7 年後改隸台灣省教育廳。首任主任委員為魏建功,1947 年,魏建功離台到中國,主任委員一職由何容副主任委員升任。
22 廢止的原因,官方說法是因為當時會說國語的民眾已顯著增加,組織的主要任務已經達成,事實上是因為1959 年對中共的金門砲戰必須耗費大量軍備,基於預算的考量而裁撤。黃純敏《語言與多元文化論述:台灣當代語言教育的實踐與經驗》(台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公司,2005),頁105。
23 黃純敏《語言與多元文化論述:台灣當代語言教育的實踐與經驗》(台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公司,2005),頁94-107。
24 酋卡爾(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頁573-574。
25 吳仁瑟〈查禁羅馬字聖經〉行政院文建會(主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974)。
26 1970 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受蔣介石之迫,要求退出普世教協,政府與教會關係產生齟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1951 年首次加入普世教協,1980 年重新加入。
27 吳仁瑟〈查禁羅馬字聖經〉行政院文建會(主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974)。
28 星‧ 歐拉姆〈阿美語聖經與我〉,台灣聖經公會(編)《聖經季刊》(2003)卷8:期1。
29 其前身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會山地傳道部,孫雅各曾任部長。1954年長老教會總會設立山地宣道處,孫雅各牧師為第一任處長,1966 年組織調整,更名為「山地宣道委員會」。1989 年,長老教會總會第36 屆通常年會決議將「山胞」更名為「原住民」,並將「山地宣道委員會」改名「原住民宣道委員會」,以「原住民」一詞積極向國民黨政府爭取正名權,最近改名為「原住民宣教委員會」。酋卡爾(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頁499-511。
30 酋卡爾(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頁41。
31 根據星‧ 歐拉姆牧師的訪談,阿美語聖經裡的sokon 應調整為sokon akilang(原意為裙子+樹)。
32 MCGRATH Alister E.;張曌菲(譯)《當上帝開始說英文》(台北:新新聞文化,2002),頁253-282。
33 李勤岸,Lexical Change and Variation in Taiwanese Literary Texts,1916-1998:A Computer-Assisted Corpus Analysis.(《台灣話文學語段ê 詞彙變化,1916-1998——電腦輔助詞庫分析》)(2000)。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34 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台北:書林,1992),頁13。
35 STINE Philip C.(著);黃錫木(編譯)《文以載道—奈達對聖經翻譯的貢獻》(香港:道風書社,2007),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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